翻开《译林》的目录，读者一眼就会看到一批文坛知名人士的编委名单，诸如钱钟书、杨绛、戈宝权、卞之琳、萧乾、冯亦代、王佐良、周珏良、杨周翰、陈原、范存忠、陈嘉、周煦良、杨岂深、吴富恒、毕朔望、戴镏龄……等等。作为一本地方出版的文学翻译刊物，单从编委的构成而言，恐怕没有比这个阵容再强的了。
有次我偶然从报上看到戈宝权是江苏人，就立即冒昧地给戈老去了一封信，说明江苏正筹划创办《译林》外国文学杂志，希望得到戈老的指教和帮助。这封自感没有多大把握的信，居然受到戈老的重视。他不仅复信表示积极支持，还寄来六首罗马尼亚爱明内斯库的译诗，供创刊号刊用，信末还表示，如有困难只管去找他。这封热情洋溢的信，给了我极大的鼓舞，并立即联想起通过戈老，聘请一批专家担任编委，帮《译林》出出点子。这个想法迅速得到领导上的支持，于是，我就展开了一场四出慕名求编委的“蘑菇战”。当时我什么“本钱”也没有，能请到这么多名人的秘诀就只有四个字：“心诚情切”。
请编委当中，最曲折也最有戏剧性的要数请钱钟书夫妇了。
知道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，我就托戈宝权先生代我诚聘钱先生为《译林》编委。钱先生一向厌恶虚名，出任编委、顾问这一类事他早就谢绝多年了。这一次，或许是我的运气好，或许是沾了戈宝权的面子，钱先生不但答应当编委，而且还表示要请就连杨绛一道请，我听了自然高兴万分。当我把要请的《译林》编委名单送给我的一位上司审定时，因为他不是搞文学的，更不接触外文，对杨绛的文采和学术成就并不了解，结果竟把杨绛的名字勾掉，说请钱钟书一个人就够了。
这一下可把我难为死了，叫我怎么向钱先生去说？在那时，那位上司的决定，我又不得不执行，想来想去想不出理由，只好硬着头皮给钱先生去信，借口说《译林》刚创刊，编委人数不宜过多，对杨绛先生打算等过一阵再补请。我明知这封言不由衷的信必定会惹出大祸，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果然没几天，钱先生很生气地回了一封短信，只说“才疏学浅”、“难当重任”，特将编委的聘书退回。事情僵到这一步，可把我急坏了。我向那位上司汇报说，别人想请杨绛还请不到，我们请到了反而回绝了，这对《译林》的影响多么不好。这回这位上司又要求我立即设法去挽回。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，只好写了一封诚恳认错的长信，先寄给戈宝权，求戈老一定再出面去向钱、杨伉俪请驾。戈老也感到事情出现这种反复令人棘手，但碍于我的恳求，他还是亲自上钱钟书家，登门代我谢罪。戈老没告诉我，他是用什么办法说服钱、杨二老改变主意的，只告诉我钱、杨二老谅解了我，两人答应同时受聘担任《译林》的编委。我如释重负地赶紧把对钱钟书夫妇的聘书再次寄去，还附上创刊号的目录，务盼得到他们的指教。从事后多年钱先生夫妇同我较为频繁的通信来看，两位老人家确实原谅了我上述所闯的祸，并真诚地关心和支持《译林》的成长。在为这件事戏剧性地划上圆满句号的同时，我自然没有忘记给戈宝权写了一封更长的感激信，因为若没有他的牵线和“救火”，哪会有以后钱钟书夫妇同我保持了这么长时间的通信和友情。
（摘自《波涛上的足迹——译林编辑生涯二十年》，李景端著，重庆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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